和党有个“百年约定”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邵维正责任编辑:王小军
2017-04-08 12:42

人物小传:邵维正,江苏常州人,1935年9月出生,1951年3月入伍,1956年9月入党,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少将军衔,全国、全军著名党史专家。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78年调入解放军后勤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先后获全军院校育才奖金奖、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原总后勤部表彰为“一代名师”。

暖风和煦,这几天出版社的同志又送来一批需要校对的书稿。转眼退休六七年了,我仍保持每天读报、看书、写文章的习惯。研究党史一辈子,不是说放就能放下。

说起我与党这大半生的缘分,始于1951年。当时我不满16岁,为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报名参军。接兵的同志问我:“小鬼你要当兵,怕不怕苦、怕不怕死?”我大声回答:“不怕!”就这样,我跟着大部队入朝作战。战争考验人也锻炼人。1956年9月在朝鲜火线入党,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经历。

回国后,我在原兰州军区工作了20多年,宣传科、秘书科都干过,那时候“革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叫干啥就干啥”。1964年,我被选派到当时的长沙政治学校,参加全军的党史教员班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党史,打下了基础、产生了兴趣。1978年调入解放军后勤学院后,我开始真正围绕党史开展教学和研究。

进入这个领域不久,我就发现一些境外学者攻击我们党成立“缺乏社会基础”,是“舶来品”和“卢布党”,甚至有个台湾作家嘲讽说,“中国共产党像一个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一大’什么时候召开的都不知道。”这些话刺痛了我,我决心将这段历史考证清楚。

党的“一大”留下的资料极其有限。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收集资料要一页页翻、一字字抄。我把1921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地能找到的报刊和材料查阅了一个遍。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仅剩下包惠僧、刘仁静、王会悟,他们有的年事已高、记忆模糊,有的拒绝采访、闭口不谈,我三番五次上门,艰难求证。在上海,我还下过这样的“笨功夫”——从“一大”纪念馆出门,看着手表,一步步测算从“一大”会址到代表住址、再从代表住址到商讨去南湖开会的碰头地点所需的时间……

通过“活历史”的口述,结合国内外多方资料佐证,1980年1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结论是:“一大”会期是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出席人数为13人。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说,(这一研究)“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党写“家谱”,一干就是33年。2011年服役满60年退休后,我还一直在查档案、搞研究、作报告、带学生,停不下来。家里人常劝我年纪大了,心脏也不好,该歇歇了,可我做不到。作为军人,服役有规定的年限;但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年限也没有止境。党史研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捍卫。有时在网上看到那些奇谈怪论,我就忍不住想站出来反驳。

2015年7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由我担任主讲之一的《党史故事100讲》节目。“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我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党的故事。节目播出后,得到很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认可,在网络上的点击率挺高,我很欣慰。

回望来路,似乎有迹可循。建党60周年,我发表了“一大考证”;建党70周年,我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建党80周年,我主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建党90周年,我编著了《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每个十年之约,都像一阵冲锋号,让我不愿停歇、不敢懈怠。

4年后就是建党100周年,我一定还要做些什么,不能“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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