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牺牲在战场,她却不肯接受国家救济——

“我不能靠他的光荣吃饭”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秦延安责任编辑:王小军
2017-04-08 12:44

一转眼,就过了35年,我们这些曾经青涩的守边战士已是知天命之年。虽然大家的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但最怀念的还是在部队的那段日子,最想念的还是曾经的战友。

去年国庆节前,借去成都出差的机会,我提前给战友“大橙子”和“马大炮”打了个电话,看他们是否有空相聚。大橙子原名贾大橙,记得新兵自我介绍时,他说自己是橙子挂果时出生的,所以取名贾大橙,小名大橙子。大橙子复员后,在川北老家开了一家煤矿公司,日子过得很滋润。“马大炮”名叫马大山,因为嗓门大,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如放炮,所以大家都叫他马大炮。马大炮转业后,在成都市的政府部门工作。两人接到电话后都很高兴,说好在一家饭店相聚。

酒桌上,话说不完似的。不知怎的,大家说到了“大个子”,原本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大橙子伤感地说,“要是大个子活着,现在应该也和我们一样,有妻有子,过得不错。”“是呀!大个子那么能干,什么技术难题一到他手里就迎刃而解。”我叹息道。

“一年前,我下去检查工作,顺道去了一趟大个子的老家看他的母亲。大个子牺牲后,家里就只有他母亲和一个傻哥哥相依为命。虽然生活过得艰难,但大娘却拒绝政府的救助,坚持自给自足地过日子。”马大炮的大嗓门忽然低沉起来。“当时我想给大娘留点钱,她坚决不收,最后勉强收了我带去的一些吃的,可临走时硬塞给我半袋子山货,比我带给她的还要多……”

“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看大个子的母亲吧!”我提议。

第二天,我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一头扎进大巴山,跑了200多公里。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树木、河流,我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军营,看到那些生龙活虎的身影,还有身如铁塔的大个子。

大个子本名刘建国,身高1.9米,在全连最高。大个子没念过多少书,但对机械很有天赋,入伍不到一年,就把汽车、枪械、拆雷“玩”得烂熟。

那是1979年2月。上战场前,大家都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唯独大个子没写。他说,他命大不会有事,而且他们那个地方,信也不方便递送。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经过一天一夜的拉锯战,敌人终于被打退。我们准备乘胜追击时,却被敌人设下的一片雷区挡住去路。以大个子为首的排雷兵冲了上去,迅速扫除了“拦路虎”。就在他们以为完成排雷任务准备返回时,一名战士发现一根裸露在外的被复线,因为以前地雷绊发线都由细铁丝或绳索制成,毫无提防之心的他伸手就去拉。大个子见状,三步并作两步把他推了出去。踉踉跄跄的战士躲过一劫,大个子却永远倒在那片土地上……

“到了,前面那座山上就是大个子的家。”马大炮的大嗓门打断了我的回忆。半山腰上住着几户人家,车没法开上去,我们一路走上山。

秋天的太阳将山野装扮得五彩缤纷。爬上半山坡,老远就看见大个子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在场院里打豆子。雪白的头发整齐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斜襟蓝布褂子——虽然已经80多岁的人了,但大娘看起来干净利落。

“大娘,您还认得我吗?”冲在前面的马大炮喊道。

大娘端详片刻,绽开笑容:“认得认得,你是我儿子的战友,姓马。”

“这两位也是建国的战友,他们特意和我一块来看您。”马大炮指着身后的我们介绍。

大娘让我们进屋,又是倒水又是拿吃的。坐在一张长条板凳上,我看到,两间泥巴墙的屋子十分简陋,但收拾得异常整洁。

我问大娘现在生活得怎样,她爽朗地笑着说,过得很好,每年地里打的粮食,吃不完就卖掉一部分,家里的存粮够吃两年。自己每月有70元的老龄补贴,有个头疼脑热的去村里的诊所看病,还能报销一半。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身子骨还很硬朗,照常上山收种庄稼。

马大炮问道,上次不是交代当地工作人员给您办低保吗?他们没办?

大娘说,乡里的人来了,她拒绝了。家里有吃不完的粮,有母羊产奶和母鸡下蛋挣的钱,不需要政府救济,政府应该帮助比她更贫困的人。

马大炮告诉我们,当年大个子牺牲后,本来按政策每月大娘家有一定的抚恤金,但大娘坚决不要。后来大娘年龄大了,政府想把她和大个子的哥哥一块送到光荣院里去,大娘也坚持不去。

大橙子问:“大娘,这些都是您应得的,为什么不接受?”

大娘平淡地说:“不用。建国是为国家牺牲的,那是他的骄傲,我们不能靠他的光荣吃饭。咱有胳膊有腿,能自食其力。”

马大炮对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吧?大娘十多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嫁给一位解放军战士,就是大个子的父亲。他们本来生活在新疆,后来,大个子的父亲在执行公务中牺牲,大娘就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老家,为大个子的爷爷奶奶养老送终……”

那一天,我们在大个子家坐了很久,吃了大娘给我们做的面条。临走时,我们想给大娘留点钱,她还是死活不收。

要走了,大娘将我们送出很远,就像送自己的儿子。下到坡底,回头望去,她还站在村头,一头银发,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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