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旅作家。他笔下“和血含泪”的故事《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今天,让我们随着作家妻子的讲述,走进他们的真实人生,那里不仅有激情如火的革命豪情,更有甜蜜浪漫的烽火爱情——

我们的爱是条不息的河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翁亚尼责任编辑:王小军
2017-07-09 11:01

“王翁恋”开始的见证

人到中年的恩爱伉俪

洋溢着和谐与幸福的“全家福”

我和愿坚的爱情,像一条小河。不管途中有什么样的激流险滩,它一直向前流去,流向远方。它让我觉得,这辈子和愿坚在一起,生活是那么快乐温馨,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

初识“小老头”

1949年,是祖国大地春暖花开的年份。年初,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5月,“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不久解放了我上学的城市——宁波。当时,大批青年学生纷纷投身革命,我和几个女同学也投考了第三野战军第22军军干校。8月份毕业时,学校挑选了男女学员共20人,组成“新闻培训班”,由《麓水报》社培训,我有幸位列其中。

一天,《麓水报》社的全体同志来和我们培训班学员见面。等报社领导把所有的同志都介绍完后,我却是一个名字也没记住,一个具体人的印象也没留下。因为他们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的军服,一脸的严肃。

我们培训班的青年学生由王玉章同志介绍,他一个个叫着名字。记得叫到我时,我站起来就觉得满脸发烫,惶惶然不知所措。40年后,愿坚才告诉我,正是那时候我的满脸“红云”,让他深深地记住了我。

自那以后,每当我们在报社办公室旁的走廊里进行小组讨论时,常常会有一位解放军同志在我们身旁走过来走过去。开始我并没在意。有一次,我忘了是讨论什么问题,只记得当我说到:“在家乡吃喜酒时,有人劝我买一双美国玻璃丝袜和一双美国玻璃皮鞋,说是好漂亮!我却想,那袜,那鞋,是美国货,要是我们中国自己产出来的,那才好哩……”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人看着我,一望,正是经常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那位解放军同志。当他看到我发现了他,忙低下头走开了。

我也开始注意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看上去年龄还没有干校的男同学大;虽说是解放军,每天却只穿一件蓝色印丹士林布衫,头上的军帽像是挂在后脑勺上,帽檐翘得高高的;帽子下是一张白皙的脸,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有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神色,显得睿智、深沉。为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头”。

新闻培训班在8月底结束。我最终留在了《麓水报》社,被分配到编辑室。在编辑室的欢迎会上,我才知道,那个一直被我叫做“小老头”的人,名字叫王愿坚。

从那天起,我便和愿坚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编稿我抄稿。那年,他20岁,我18岁,我们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我的“保护神”

1949年秋天,那时与宁波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还未解放,第22军肩负着渡海作战的重任。为了更好地指挥渡海作战,军部和《麓水报》社迁往宁波东边的一个小镇——五乡碶。

1950年元旦过后,愿坚出任报社编辑室副主任。当时,报纸隔一天出一期,编辑室的工作很紧张。我们四五个人,常常围着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坐在八仙桌周围工作到深夜。而愿坚更忙,他往返于编辑室与印刷厂之间,既要顾着编稿、排版,还要关照报纸的印刷情况。

当其他人先后离开编辑室时,我常因抄写稿子需要留下。每当这时候,愿坚总说要工作或学习,也留了下来。小镇的夜晚很静,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愿坚两个人的时候,夜就更静了。窗外小河上,微风吹动河水拍打着停泊在河面上的小船船底,发出“空通”“空通”的声音。最初我们都停下手中的笔,侧耳细听这深夜里传来的怪声。一会儿,我们相视一笑,又继续工作了。这样的夜晚多了,我觉出来,愿坚其实是担心我一个人害怕,所以留下来陪着我。

一次,我负责采写印刷厂一位老劳模的先进事迹。我那时是初生牛犊,认为这样的写作没啥难的,但实际动笔却没那么顺利。晚上,八仙桌边只剩我和愿坚俩人的时候,他拿出我写的稿子,逐句逐段地给我讲,这句为什么不行,那段为什么不能要,然后帮我修改、补充,并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直说得我既惭愧又感动。几天后,这篇通讯在《麓水报》上发表了。我突然觉得,愿坚很像自己中学时的老师,可又比老师多一分什么。究竟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每天晚饭后,我们这些参军的青年学生、报社的工人、电机班的战士和伙房的炊事员,都爱到报社旁边一个闲置的中学操场上开展文娱活动。大部分人都跳集体舞,还有一部分玩“丢手绢”的游戏。愿坚常常会悄悄地坐到圈子里来。眼尖的同志见他坐下,就会示意丢手绢的人把手绢丢在愿坚身后,因为他们都知道愿坚有一肚子的歌。愿坚先是拿起手绢发愣,然后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随手把手绢往头上一戴,就扭起了山东大秧歌,口里还唱着“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大家见此情景,都笑得前仰后合。

繁杂的日常工作和极强的责任心,很快让愿坚的身体吃不消了。1950年的春天,他病了,经常感冒,发烧又咳嗽。到宁波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肺结核。当盘踞在舟山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匆忙逃窜到台湾、报社奉命迁到舟山主岛定海县城后,组织上决定让愿坚马上去杭州住院治疗。当时,肺结核还属于不治之症。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心中都不是滋味。可他还像个没事人似的,挨个和编辑室的同志们告别,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

我的“保护神”要走了,他还能回来吗?我多么想他早日归来!握着愿坚的手,我的心被撕扯得很乱。

情定古城墙

老天保佑,愿坚的肺结核原来是误诊。他又回来和我们在一起了。稍许变化是,他没有回归《麓水报》的工作,而是被组织上分配去军史组写第22军的军史。

在定海县城,报社人员住在城西门一个离城墙不远的小巧的四合院里,军史组人员则住在一座深宅大院里,离报社只有两条弄堂。食堂设在西门大街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军直属机关全都在那里吃饭。

一天上午,我从伙房打开水回来,路过军史组大门时,愿坚正好从门里出来。他笑眯眯地朝我走来,把一张纸条塞到我口袋里,说:“你回去看吧。”

回到报社,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用红笔写着两行字:“晚饭后去城墙边,有重要事情告你。”

就在这天(1951年2月28日)晚上,在定海县城西门城墙边,我们定下了“百年之好”。

愿坚满面春风地回到了军史组,同事张克莱问他:“你的脸怎么这样红?”愿坚说:“冷风吹的。”张克莱哈哈大笑说:“吹面不寒杨柳风,如今已经是春天了!”

不久,写军史的任务结束了,愿坚调到军文化科任干事。我们平时很少单独在一起,可是一天三顿饭,都能在大庙食堂里见面。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偷偷地对在一起。

每天晚饭后,军邮局都会给报社送来一大堆来稿,我负责登记稿件。此时,编辑们已编完报各自回去休息了。小巧的四合院里,只有我朝东的一扇窗户亮着灯。愿坚常常在这时候从报社的后门悄悄地进来,笑吟吟地把一本书递给我说:“给你一本好书!”愿坚第一次来送书时还真吓了我一大跳,后来就习惯了。只要前几天我们看了电影,像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无脚飞将军》《普通一兵》什么的,不出几天,愿坚就会给我送来一本同名小说。我们常常同时看一部电影,又一前一后地读完同一本小说。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谈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于是,《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和柳芭、《普通一兵》里的马特洛索夫这些优秀的青年,就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限的独处时间里,我会缠着他让他唱歌给我听,愿坚就会轻轻哼起《黄河颂》《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唱一支不知名的苏联歌曲:“喂!怎么不歌唱?生活在青春之邦,快乐的歌声嘹亮。这里手风琴和管弦齐奏,快乐的心在沸腾跳荡。嗨!我们怎能不歌唱,怎能不歌唱?!”他有时抚着我的背,在我耳畔唱,还要我随着他哼哼;有时他坐在我对面,大声唱,像个男高音歌唱家。这支歌,一直陪伴了我们好多年。

一次,愿坚看完我学生时代的照片后评价说:“你的照片充满英气,却缺乏柔情!”我听了一愣,随即脱口而出:“那咱们俩照一张相去!”愿坚欣然同意。

县城里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馆把洗好的相片全部泡在一个水盆里,人们可以根据喜好挑选自己的照片。就是这么巧,有一位刚结婚的首长夫人刚好在前几天照了相,来挑照片时,三下两下就从水盆里翻出了我们俩的合影。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大白于天下了。

走进新生活

愿坚总说:“爱情是动力,是前进的力量。”我们俩的相爱促使我们更好地工作和学习。1951年的金秋,在战备训练的总结会上,愿坚和我都评上了功。正当我们俩高兴地互相庆贺时,上级来了命令,要调愿坚去杭州七兵团工作。这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

分别后,我每个星期都可收到一封或两封愿坚的来信,封封都是热情洋溢。有3封信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封是文化科的雷干事在愿坚到达杭州后给他写的信,说那天在码头为他送行,轮船开走时,我泪流满面。愿坚很受感动,特地来信安慰我不要难过。第二封信里,他对江南四月景色的描绘——“春天,我们一起漫步在苏堤春晓;秋天,我们在柳浪闻莺同看三潭印月”,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看着信,当时我脑海里忽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愿坚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三封信是愿坚接到调往北京工作的命令后,在动身之前写的,信中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向往和信心。他要我一定和他一起到北京去,他说在建设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时,建立我们的共同生活。

备受感染的我是在1952年7月1日离开定海县城的,回家陪母亲住了3天,就启程前往北京。此前,已回山东诸城老家探亲的愿坚写信给我,让我路过南京时,去看看从苏联回来的哥哥王懋坚。懋坚哥哥得知我是他的未来弟媳,高兴得很,定要留我多住一天。谁成想,在南京耽搁的这一天,却促成了我和愿坚一生难忘的戏剧性巧遇——

坐上火车后,我总觉得困倦,就趴在车厢的小茶几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天蒙蒙亮时,火车已到丰台车站,我想换个姿势。刚抬起身来,就感觉肩头被人扒拉了一下。我忙回头,却发现愿坚正站在我的边上看着我呢。

这一瞬间,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好一会儿,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愿坚领我走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他告诉我,他探家归队从济南换乘了这趟列车,怀着侥幸,他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找,看我会不会坐这趟车去北京。他看着有一人身段很像我,但因趴着睡觉,看不见脸,就没敢贸然叫,直到我抬起头来,才确认是我。我们就这样站着说呀说呀,重逢和巧遇带来的欢乐,占据了我们俩的整个身心。

火车很快就到站了。我们肩并肩走出前门火车站,走进北京城,走进了我们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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