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介入现实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刘大先责任编辑:王小军
2017-04-12 10:22

近期,根据周梅森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改编的电视剧在湖南卫视热播,获得众多业内专家好评,更在不同知识背景和年龄阶段的观众中引发热议,追剧者众多。反腐题材作品缘何受到读者、观众追捧?当下文艺怎样更好地反映时代、介入现实?主旋律创作如何能够更接地气、引领风尚?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无疑会为现实主义文艺创新发展注入动力,为军事文艺筑就高峰提供支撑,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和理解这个丰饶而伟大的时代。

                                                                                      ——编 者

 

揭示问题、反腐倡廉的文学作品在公众中一直有着广阔市场,不仅由于作品本身激浊扬清、伸张正义符合一般人的良好愿望,也基于读者内心深处对于善良得助、罪恶受罚而产生的阅读快感。世纪之交出现的《十面埋伏》《苍天在上》等长篇小说都取得比较好的反响。然而,几乎与此同时,这类题材对钩心斗角、权力争夺的津津乐道,使得一种“道德中立”风格渐至成型。停滞僵化乃至庸俗卑污的价值观念令读者感到失望,也使得这种类型化写作持续低迷。

直到近年来,反腐题材小说才出现了一轮新的蜕变。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它不津津乐道于做官的技巧和官场的规则,不讲厚黑学和斗争哲学,深入官场生态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中的永恒人性和命运,讲为官一任的健康价值观和正能量……”2017年3月以来,周梅森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的改编版分别登上首都话剧舞台和湖南卫视,引发热议和好评。随着杨少衡的《风口浪尖》、丁捷的《追问》等作品的相继问世,反腐题材文学迎来令人瞩目的再出发。

作为类型经验丰富的作家,周梅森在营造氛围、悬念设置、起承转合方面都可圈可点;作为主旋律叙事,《人民的名义》溢出了反腐题材的范畴,拓展了反腐小说的题材广度和思想深度,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下文学由来已久的弊端,进而想象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新可能。小说中各种人物性格、观念的冲突具有“对话性”,使得腐败的根源得以凸显。腐败者言词与行动之间的断裂和距离,正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候:他们口口声声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但是人民在他们那里仅仅成了名义。而解决这种症候的办法,在作者看来,“必须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大家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尽力打造一片净土。”因而,《人民的名义》已经成了一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即文学的现实关怀。《论语》中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以及《诗大序》所形成的“诗言志”政教观念开启了这个传统的源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随着时代的不同,“诗”与“志”的内涵和外延随之迁延变化,在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提倡新小说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发展出“熏浸刺提”的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明确提出的问题小说就标志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鲁迅、陈望道、茅盾等人都明确论说过关切现实、反映重大问题的相关观念,成为领风气之先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在彼时的文学实践中,举凡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儿童教育、劳工生计、人民的苦、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灾祸等时代问题,都入于笔端,进而成为启蒙大众、树立新人、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前导。

正是由于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介入性质,使得文学在近现代转型时期一度充当引领时代思潮、召唤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先锋。它要自觉地进入到当代文化与思想的生产实践,积极参与到社会进程,进而成为一种有效的能动因子。然而,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当下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滞后的,不仅应变迟缓,而且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文学必然要对现实事件亦步亦趋,而是说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它应该有着参与所处时代文化建设且与时代对话的自觉。这是一种明确的历史定位,文学应当放弃封闭的自我再生产幻觉,而投入到丰饶广阔的社会现实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部分作家也只是以“文学的名义”写作,失却了文学至为重要的创新自觉和公共意识。在一种现代主义式的“纯文学”模式中,作家们凭着惯性奔驰在远离时代重大题材与社会问题的道路上,热衷于人性恶的展示、“失败者”的描摹、边缘人的刻绘,或者聚焦于个人欲望与情感的方寸之地。这类题材或写法已然逐渐成为一种机械复制般的叙事模式,从而窒息了文学生态整体上的勃勃生机。

文学要深刻地介入现实,就不能回避对于社会结构的全景展现。乐观地说,反腐题材创作的新一轮蜕变让我们看到文学走出自我封闭的尝试,以及对广阔现实主义的自觉张扬。当然,这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如何将时代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的问题。晚清的谴责小说留下的教训正在于此。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等作品所形成的文学模式和写作伦理,是竭力暴露社会的积弊,洞彻体制的困局,“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这便流于牢骚与怨恨的下端,五四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这正是世纪之交许多官场小说的缺憾和弊病之所在。文学要起到先锋引领的作用,就不仅要直面深渊,同时也要在黑暗中点亮心灵的光芒,传递出深层次的关于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富于建设性的思考。

文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见证实录,其理想的一面要高于生活,起到提升、引导的作用。我所谓的点亮光芒意在强调一种自明,也即人文意义上的拯救和自救的问题。面对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文学更需要创造出时代的文学话语。文学要重拾尊严,需要树立某种正向的价值观、达成某种正向的共识。共识与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之物,文学的道路只有在不断开榛辟莽的尝试和纠错中才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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